立威當以法為尺度。對帶兵人來說，法立而后威成，法亂而后威失。

現(xiàn)代法治的核心是規(guī)范和約束權力，嚴防權力過載超載、越位錯位。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要求帶兵人把法治思維內化于心，多些“規(guī)則主導”，少些“權力主導”，真正樹起“以法立威”的帶兵理念和工作導向。

縱觀歷史，凡勝戰(zhàn)之師，無不是以法立威、以規(guī)則為主導。從孫武斬吳王寵妃的“千古第一刀”，到毛澤東嚴懲愛將黃克功的“延安第一殺”；從岳飛“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的以身作則，到劉伯承元帥“夏不張傘，冬不著裘”的嚴于律己……他們之所以能立威于兵、服眾于后，皆是因為帶頭循規(guī)則、遵紀律、守軍法。

橫看四野，大凡世界強軍，無一不是法紀至上、權力人情勢微。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退役時動用2個士兵幫其搬家，結果受到降銜處分。在英國軍隊，任何一名軍士不論在什么地方，只要看見士兵（哪怕不是自己的部下）犯錯誤，都可先予以糾正乃至處罰。他們依法帶兵、依法治軍已成習慣。

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在少數(shù)部隊、少數(shù)帶兵人中，以法立威、以規(guī)則樹威的理念還沒有牢固樹立起來，還存在以權主導、以人治主導的思維定勢。有的習慣于憑主觀意志和個人經驗辦事，抓工作不認真研究相關法規(guī)制度，隨意性比較大；有的擺不正權與法的關系，以權代法、以言代法、以勢代法；有的遵守法規(guī)“向左看齊”，嚴下不嚴上、嚴人不嚴己，凌駕于法規(guī)制度之上搞特權；還有的看重“背景”和“天線”，凡事一遇到上級打招呼，就一路“綠燈”。諸如此類，嚴重損害了法規(guī)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規(guī)則主導、依法帶兵的最大好處是給人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guī)則公平，營造風清氣正的環(huán)境。相反，權力主導忽視的是程序、規(guī)則、標準、規(guī)矩，重視的是特權、關系、人情、面子，辦事看來頭、看“條子”、看“天線”，損害公平正義，擾亂工作秩序，使帶兵人喪失應有的威嚴和威信。

個別官兵違紀，污染的是水流；而帶兵人不尊法、不循法，污染的是水源。水源一旦污染，對一支部隊的戰(zhàn)斗力建設會帶來致命的損害。試想，如果帶兵人平時以權力主導一切，喪失了應有的信服力，到了戰(zhàn)時如何號令三軍？如何帶兵打仗？事實證明，只有平時依法帶兵、按法練兵，贏得人心、贏得威信，戰(zhàn)時才能依法用兵，真正做到令出兵隨，多打勝仗。

將欲治人，必先治己。破除“權力主導”的帶兵理念，領導干部帶頭是關鍵。領導干部執(zhí)法如山、守紀如鐵，官兵才能步調一致、令行禁止。相反，如果領導干部有章不循，循法不嚴，部隊就難以形成統(tǒng)一的思想、統(tǒng)一的號令、統(tǒng)一的行動。

世界知名法學家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我軍很多開國戰(zhàn)將，都是依法帶兵、以法立威的模范。抗日戰(zhàn)爭時期，張愛萍將軍任新四軍三師副師長，某日全師會操，因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找他談話，遲到四分鐘。操畢，張愛萍當眾宣布：“副師長張愛萍同志遲到四分鐘，罰站十分鐘。各單位自行帶回，張愛萍同志原地罰站。”帶兵人對軍紀法規(guī)當有如此信仰。

法規(guī)就是命令，法威大于權威。在法治至上、以治為勝的今天，帶兵人心中有法紀、言行合法度、辦事守法規(guī)，使工作循于法、秩序統(tǒng)于法、忙亂止于法，才能立起應有的威嚴和威信，獲得帶兵打仗的話語權和資格證。

（作者單位：96542部隊）

（《解放軍報》2015年2月4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