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將軍

■郭維城

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出積極貢獻的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將軍，在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慘遭殺害。人們回憶往昔，無比懷念這位具有遠見和膽略的愛國將領。

王以哲原名蓬嶠、海山，字鼎芳，１８９６年生于黑龍江省賓縣的一個農(nóng)民家里。少年時由經(jīng)商的伯父供給上學讀書，后來伯父破產(chǎn)，王以哲被迫停學。中學沒有畢業(yè)的王以哲，借了同族的中學畢業(yè)文憑考入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步兵科，從此開始了軍人生涯。從軍校畢業(yè)后，王以哲在東北軍中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和軍長等職。

嚴峻的時代，嚴峻的考驗。在那災難深重的舊中國，王以哲從一個正直的有肝膽的愛國學生出身的職業(yè)軍人，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獻身于和平統(tǒng)一救中國的道路。這種可貴的愛國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是值得后人崇敬和學習的。

１９２５年，王以哲被任命為第三十九團上校團長時，已結識了不少進步青年。西北方面的共產(chǎn)黨員張克俠、張存實，就是通過王以哲開的護照，經(jīng)過東北地區(qū)到蘇聯(lián)去的。他的進步表現(xiàn)，經(jīng)常遭到直屬上級的非議和打擊，卻引起了張學良的注意和重用。１９２８年，張學良改組東北軍，大量起用學生出身的中青年軍官，王以哲被任命為第一旅（后改番號為第七旅）中將旅長，駐守在沈陽北大營。在這期間，王以哲招考一批青年學生，辦了一個學生隊，兼任教育長實負其責，為部隊培訓骨干，得到張學良的贊揚。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日本侵略軍用重炮轟擊沈陽，第七旅的北大營遭到日軍襲擊。當時在沈陽的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根據(jù)南京統(tǒng)帥部“竭力退讓，避免沖突”的電令，嚴令第七旅不準抵抗。榮臻在電話中同王以哲講，你要是抵抗，先拿你的頭來。王以哲忍恨被迫屈從執(zhí)行不抵抗命令，指示部隊突圍，經(jīng)大虎山等地，輾轉退入山海關。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的賣國罪行，激起全國人民抗日反蔣的怒潮。王以哲在新形勢下，更加痛疚自己在日本侵略軍面前不抵抗而撤退的行為，這是他終生難以彌補的遺憾。他也暗暗地從中記取極其深刻的教訓。

進關不久，東北軍改編。王以哲被任命為六十七軍軍長，下轄四個師。東北軍和大批東北各界人士，形成了一個以東北軍為主的流亡政治集團。大家深感失去故土的痛楚和民族責任的重大，身為東北主力部隊的軍長王以哲更感收復國土責無旁貸。

上世紀３０年代初期，全國處于抗日與降日、革命與反革命的嚴重沖突中。東北進步青年，包括王以哲的侄兒、中共地下黨員王育才，少校參謀李濟民，上尉參謀李在時，和東北上層進步人士杜重遠、高崇民、閻寶航、于毅夫、車向忱等人不斷對王以哲施加影響，不能不使他深受觸動。究竟親誰仇誰，何去何從，昭然若揭地擺在面前。怎樣才能打回老家去，不能不讓王以哲反復深入地思考和探索。王以哲除支持和資助東北進步人士辦教育、出刊物、搞救亡活動外，六十七軍也創(chuàng)辦一個進步刊物《東望》，王以哲親自為該刊題詞：“不徒東望，必須東歸，不達不止?！边@一刊物一直出版到王以哲被殺害。

１９３３年３月，蔣介石親自到保定召開會議，逼張學良下野交出兵權。張學良堅信東北軍不會被收買瓦解，但由于身體不好，同意出國考察。在張學良出國期間，南京政府確實用金錢和地位拉攏王以哲。王以哲在廬山受訓時，蔣介石還給他五萬元，王以哲令他的軍需官將五萬元全部買成軍毯、軍衣、日用品等分發(fā)給六十七軍全體軍官，自己卻分文不留。

１９３４年春，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號召下，全國掀起了大規(guī)模的抗日救亡運動。張學良趁福建反蔣的機會回國，他為了換取重掌東北軍軍權，竟接受了調集五十七軍、六十七軍、一〇五師三個部隊到湖北打紅軍的任務。當時，湖北的紅軍主力開始向川陜方向長征，兩軍沒有多大接觸。不久，中央紅軍也向陜甘方向長征，蔣介石緊急命令張學良率東北軍開進陜甘。１９３５年９月，六十七軍剛到陜北，王以哲所屬的一一〇師在勞山被紅軍全殲。紅軍的戰(zhàn)斗勝利，對王以哲震動很大。官兵士氣低落，反對打內戰(zhàn)。王以哲在共產(chǎn)黨人的感召下，決心走聯(lián)共抗日的道路。于是，他派人同紅軍取得聯(lián)系。１９３６年１月，中共中央聯(lián)絡局局長李克農(nóng)代表紅軍到六十七軍軍部同王以哲會談。３月，雙方達成停戰(zhàn)協(xié)定。４月，張學良將軍同周恩來副主席的延安會談，也是通過王以哲精心安排并親自陪同參加的。

王以哲是一位重諾言、講義氣，在東北軍中有威望、得人心的將領。王以哲的愛國正義行動，得到全軍愛國官兵的同情和擁護。雙方停戰(zhàn)后，迅速建立了通信聯(lián)絡，并且到處是聯(lián)歡活動。有時，在軍事行動上也取得密切配合。為了安全，紅軍在西安的電臺就設在王以哲的家里。經(jīng)張學良統(tǒng)一撥給紅軍的槍支、彈藥以及其他軍需物資，大部都是王以哲經(jīng)辦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不斷派人到西安同各方面談判的代表葉劍英、潘漢年、彭雪楓、劉向三等同志，都是由六十七軍掩護，通過該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宋學禮和交際科科長王政安排接待，保證安全。

張學良信任王以哲，王以哲崇信張學良。１９３６年６月，張學良在西安王曲鎮(zhèn)集中東北軍中進步的軍官，辦了一個干部連，由王以哲任連長。不久，辦起軍官訓練團，王以哲被任命為教育長，向部隊灌輸抗日思想，培養(yǎng)愛國骨干力量。機要秘書系統(tǒng)參加干部連和訓練團的有我和吳家興。當時，我起草了一篇愛國抗日的文章，張學良授意我給王以哲過目，連題目也是同他商定的。后來，這本《中國出路，唯有抗日》的小冊子，以張學良名義發(fā)表了。

西安事變，震驚中外，得到中國億萬人民的擁護。王以哲將軍積極參加這一正義行動。形勢急劇發(fā)展，放蔣介石回南京，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符合國家、民族的利益，有利于實現(xiàn)聯(lián)共抗日，促成全中國統(tǒng)一，實現(xiàn)第二次國共合作。王以哲在這關鍵時刻，堅定不移地擁護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政策。特別是在張學良被扣后，王以哲緊跟周恩來副主席和張學良指定的代理人楊虎城將軍，堅決主張三方談妥的“甲案”。東北軍主動調入甘肅，由十七路軍和紅軍把東北軍和中央軍隔開，鞏固大西北，爭取張學良回來。西安事變成了結束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轉折點，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

在歡慶勝利的時刻，東北軍中極少數(shù)不顧大局的野心分子，個人主義惡性膨脹，他們顛倒黑白，誣陷王以哲主持和平是“投靠南京政府”，欺騙輿論，煽動不明真相的少壯軍官對王以哲不滿。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王以哲將軍突遭襲擊，慘死在血泊中，史稱二二事變。事件發(fā)生后激起人們的無比氣憤。

周恩來副主席率中共代表團到王家吊唁。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給王以哲將軍很高的評價，在唁電中寫道：“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但是國家民族之干城，亦愛國人民之領袖。此次主持和平，遽以身殉。蘇區(qū)軍民同聲悼惜?！鄙硐萼蜞舻膹垖W良將軍聞此噩耗，在致東北將領的信中寫道：“聞鼎芳兄被害，弟欲哭無淚，淚不知從何處流……”

王以哲將軍被害后，在東北軍中失去了一位抗日救亡的領袖，嚴重地削弱了營救張學良的力量，東北軍不得不接受“乙案”，東調河南。

不久，全面抗日戰(zhàn)爭開始，東北軍被分割使用在最不利的戰(zhàn)線上，剛調河北滄州戰(zhàn)線的六十七軍，又緊急調到上海參加八一三戰(zhàn)役。部隊開到上海還未及展開，已遭日軍合圍，軍長吳克仁、參謀長鄧玉琢、師長金奎璧等均戰(zhàn)死。

王以哲將軍生于憂患，死于非命，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獻出了生命。人們將永遠銘記王以哲將軍在中國歷史上作出的貢獻。

（本文作者郭維城，１９３３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西安事變時，擔任西北抗日聯(lián)軍臨時軍事委員會下設宣傳委員會負責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本文寫于１９８４年，作者之女郭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