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抗戰(zhàn)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宮立

1937年11月15日黃昏，38歲的老舍匆匆告別妻子兒女，拎起書桌旁的小皮箱奔赴濟南火車站。在友人的托舉下，他從車窗擠進最后一趟南下的火車，投身火熱的抗日救亡運動之中。

1938年，老舍與郭沫若、茅盾等人在武漢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老舍成為抗戰(zhàn)文藝大軍的領軍人物，組織作家戰(zhàn)地訪問團，開辦通俗文藝講習班，推動“文章下鄉(xiāng)、文章入伍”。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也緊緊圍繞抗戰(zhàn)主題，通過小說、曲藝、劇本等多種形式的作品，直接有力傳遞抗戰(zhàn)決心和民族精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還要數(shù)被他稱作“抗戰(zhàn)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

1944年1月1日，老舍在小說《火葬》的序言中發(fā)出“抗戰(zhàn)文藝，談何容易”的感慨，認為“今日的戰(zhàn)爭是全面的，無分前方后方，無分老少男女，處處全都受著戰(zhàn)爭的影響”，“我們今天不寫戰(zhàn)爭和戰(zhàn)爭的影響，便是閉著眼過日子，假充糊涂”。他要用文學表現(xiàn)“戰(zhàn)爭”，以此說明“在戰(zhàn)爭中敷衍與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滅亡”的道理，于是有了長篇小說《四世同堂》。

1944年1月，老舍在重慶北碚動筆，到1945年底，完成了三分之二。起初，《四世同堂》在《掃蕩報·掃蕩副刊》上刊發(fā)，“每期發(fā)3000字左右，每次都放在第四版左上方的顯著地位。它很受讀者歡迎?！稈呤巿蟆芬惨虼虽N路大增，快趕上《大公報》了?！薄稈呤巿蟆呤幐笨肪幷哧懢寤貞洝＠仙嵬狻稈呤幐笨房恰端氖劳谩?，提了三個條件，其中之一是“原稿要保持清潔，不能排臟”。因此，每次發(fā)排、校對完，陸晶清就將手稿退還給他。據(jù)統(tǒng)計，從1944年11月10日到1945年9月2日，《四世同堂》連載共計178次。

▲老舍《四世同堂》手稿。　資料圖片

在《掃蕩副刊》上發(fā)表的是第一部《惶惑》，1946年1月、3月由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分上、下冊初版。第二部《偷生》，1945年5月1日至同年12月15日連載于《世界日報》“明珠副刊”。1946年11月，第一、二部由晨光出版公司分上、下冊初版。

1947年5月1日，上海《文藝復興》第三卷第三期刊出“晨光文學叢書”版《四世同堂》第一、二部的出版預告，稱其為“中國文學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長篇”“抗戰(zhàn)以來最偉大的文藝作品”，并對小說內容作了介紹：“以陷落后北平城的一角——小羊圈里面各種人物的動態(tài)作中心，寫祁老人一家祖孫父子四代人物在這個大時代的動亂中如何各自抱定各自的生活態(tài)度去應對這個偉大的民族戰(zhàn)爭的故事。”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不但創(chuàng)作了鮮活的人物、生動的故事，還創(chuàng)造了富于感染力的語言，由此寫就了一部“戰(zhàn)爭啟示錄”：“在亂世里，花草是長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護自己的庭園；書籍儀器是不會按秩序擺得四平八穩(wěn)的，假若你不會攔阻強盜們闖進來”“在亂世，每一個國民的頭一件任務是犧牲自己，抵抗敵人”。在這里，老舍“不單報告了寶貴的人生經(jīng)驗，而且是用了言語的精華報告出來的——它的語言像一個一個發(fā)亮的銅釘似的，釘入人們心里”，用擲地有聲的文字向我們宣告：“有了和平，人類的眼才會看到更遠的地方?！?/p>

▲《惶惑》書影?！≠Y料圖片

作品連載期間，正值北平、上海等地處于日偽統(tǒng)治或剛獲得解放的階段，許多經(jīng)歷過淪陷生活的讀者從祁家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北平讀者說：“讀瑞宣的掙扎，就像讀我自己的日記——想逃出去，又舍不得一家老小?！边@種對“淪陷區(qū)普通人困境”的精準刻畫，讓作品成為“戰(zhàn)時記憶的共鳴載體”。不少讀者將其視為“精神慰藉”，認為它“說出了我們不敢說的痛苦與堅守”。即使在饑餓與壓迫下，小羊圈胡同的人仍偷偷過端午、貼春聯(lián)，這種對民俗的執(zhí)著，本質上是對“民族身份”的堅守。這種書寫讓淪陷區(qū)民眾在文化層面確認：“只要我們還記得怎么生活、怎么做人，這個民族就不會亡?！痹S多讀者在回憶中提到，讀《四世同堂》時，會想起自家胡同的往事，這種“文化鄉(xiāng)愁”轉化為對“收復故土、重建家園”的渴望，成為抗戰(zhàn)后期一種特殊的精神動力。

茅盾在1946年評論道：“在抗戰(zhàn)文學中，《四世同堂》是唯一一部深入淪陷區(qū)‘日常生活’的作品。它不寫英雄壯舉，只寫柴米油鹽中的堅守與墮落，這種‘微觀敘事’比吶喊更有力量。”巴金在1947年寫道：“老舍先生讓我們知道，戰(zhàn)爭中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是精神的投降?！?/p>

1946年3月，老舍應邀訪問美國，在這期間完成了第三部《饑荒》，還與翻譯家浦愛德合作，將《四世同堂》全部譯成英文，于1952年在紐約出版。后來，小說還被翻譯成日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越文本等。

《四世同堂》一直受到讀者喜愛，于1985年和2009年兩次被改編成電視連續(xù)劇，2001年被改編成曲劇，2010年被改編成話劇。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法國著名作家勒·克萊齊奧曾在法文本新版《四世同堂》的導言中稱老舍為自己的老師。

《四世同堂》的鼓舞作用不在于點燃一時的激情，而在于在漫長的時間中，為人們提供了一面“照見自己”的鏡子——讓普通人看見自身的力量，讓迷茫者找到精神的坐標，讓整個民族在文化記憶中確認“我們是誰、為何而戰(zhàn)”。正如老舍在創(chuàng)作談中所說：“我想寫的不是英雄，是‘人’——他們的掙扎、覺醒，就是民族的掙扎、覺醒。”這種對“人”的尊重與信任，恰恰是抗戰(zhàn)時期最持久、最深沉的鼓舞。

（作者：宮立，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