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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黨員張育民在南昌開設西醫(yī)診所，作為中央特科與莫雄的秘密聯絡站。
堡壘重圍中的中央蘇區(qū)
1933年秋，蔣介石調集了100多萬軍隊和200架飛機，親自坐鎮(zhèn)指揮，對江西各革命根據地發(fā)動了空前規(guī)模的第五次“圍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蘇區(qū)的兵力就達50多萬人。蔣介石在南昌設立了“南昌行營”，親自坐鎮(zhèn)，指揮本次“圍剿”。“南昌行營”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等十省和上海、南京、武漢三個特別市的軍政事宜，權力極大。
也正是在這前后，1933年10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進入了中央蘇區(qū)。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十分信賴李德，將軍事大權交給了李德。李德指揮的特點，是拘泥于教條，并不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據當時給他擔任翻譯的伍修權回憶：“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p>
1933年9月至11月，紅軍與國民黨軍在瑞金北邊的要地黎川鏖戰(zhàn)，由于死守黎川，致使黎川失守，后多次戰(zhàn)斗未能收回。這樣，第五次反“圍剿”初期失利。
同年11月，以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發(fā)動反蔣的“福建事變”。蔣介石迅即抽調“圍剿”部隊討伐第十九路軍，后者在1934年1月被擊敗。隨后，蔣介石調整“圍剿”部署，卷土重來。
這一次，蔣介石有了一位德國“高參”。前全德陸軍參謀長、國防軍總司令馮·賽克特上將受邀來華，正式擔任了蔣介石政府的軍事顧問。
傳統(tǒng)的說法是：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采取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特別是將蘇區(qū)紅軍置于死地的堡壘戰(zhàn)決策，主要出自賽克特的建議。當時正在莫斯科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進行遙控指揮的王明是這樣認為，直接指揮紅軍作戰(zhàn)的李德在后來的回憶錄中也這么回憶，包括斯諾、索爾茲伯里等一大批外國記者在著作中也是這樣寫。
斯諾的《西行漫記》中就特意加注了這樣幾句話：“這件事也真有戲劇意味，兩個德國將領，其中一個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另一個是布爾什維克，卻通過這兩支中國軍隊互相廝殺！”
不過，此說被很多歷史研究者否定。
早在1936年12月，毛澤東就在其名著《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明文指出：
首先在國民黨軍隊中提出在這個問題上的新意見的是國民黨的反動將軍柳維垣，后來有戴岳。最后他們的意見被蔣介石采納了。這就是蔣介石廬山軍官訓練團及其在第五次“圍剿”中施行的反動的新軍事原則，這里所說的第五次“圍剿”的新軍事原則，主要是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碉堡推進、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
被毛澤東“點名”的原國民黨軍第46師師長戴岳，后來也曾專門撰文《我對蔣介石建議碉堡政策的經過》，回憶此事。
“堡壘政策”要求國民黨軍“步步為營，節(jié)節(jié)推進，層層包圍，步步進逼”。其核心又是“行軍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隊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鞏固陣地，再穩(wěn)扎穩(wěn)打，依靠稠密碉堡體系，做到各堡相望，構成火網，星羅棋布，互為依托，筑堡和清剿齊頭并進，平推向前以擠縮“匪區(qū)”。據國民黨當時資料中的統(tǒng)計，從1933年開始第五次“圍剿”到1934年秋紅軍長征前夕，僅在江西蘇區(qū)周圍其碉堡總數即達14294座，形成了“滴水不漏”的“鐵桶陣”。
且不說蔣介石政府的“堡壘政策”是不是出自德國人賽克特，在紅軍這方面，另一個德國人李德，必須要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負主要責任。
1934年7月，國民黨軍隊先后突破了紅軍的外圍防御，直向蘇區(qū)腹地撲來。
此時，中央紅軍兵力不到10萬人，糧食供給緊張，彈藥極度匱乏，加之半年連續(xù)作戰(zhàn)嚴重減員，每個作戰(zhàn)師已不足4000人。面對險惡的敵我態(tài)勢，“左”傾錯誤路線領導者博古卻提出“以紅色堡壘對白色堡壘”“不喪失蘇區(qū)一寸土地”等錯誤指導口號。李德更是用軍事教條主義打起了“以堡壘對堡壘”“分兵把口、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消極防御戰(zhàn)，致使紅軍遭受慘重損失。僅在1934年4月的廣昌保衛(wèi)戰(zhàn)中，紅軍就傷亡5500多人。而分兵迎敵又使各路紅軍由節(jié)節(jié)抵抗變成節(jié)節(jié)敗退，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至1934年9月，中央蘇區(qū)只剩下七八個縣城。時任中華全國蘇維埃中央執(zhí)行委員的陳毅形容，當時蘇區(qū)的狹小地域“拿梭標一捅都能戳穿”。
“堡壘政策”的目標幾乎就要實現了。9月下旬，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制訂了最后“圍剿”紅軍的“鐵桶計劃”：調集150萬大軍、270架飛機、200門大炮，以分進合擊、鐵壁合圍的新戰(zhàn)術，從四面八方形成包圍圈，架起30多道鐵絲網，構成嚴密火力網，組織幾十萬大軍逐步向瑞金推進，包圍半徑距瑞金150公里。最后將紅軍主力壓迫到很小范圍進行決戰(zhàn)。
廬山軍事會議最后由蔣介石致閉幕詞，他信心滿滿地說：“現在‘剿共’大業(yè)已握勝券，望各方負責人積極執(zhí)行會議的決策”，“畢其功于一役!”
在場的200多名國民黨將領個個摩拳擦掌，唯有一人，外表慷慨激昂，心底卻為紅軍的命運焦急萬分。他就是國民黨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