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英，1907年生于上海郊區(qū)一個貧民家庭。幼年時全家十幾口人，靠租種地主田地過日子，生活常處于饑寒交迫之中。后父親出走做了道士，母親到紗廠做工養(yǎng)活全家。王根英11歲時隨姐姐進了上海日商開辦的恒豐紗廠當童工，后又頂替姨娘的名額到英商開辦的怡和紗廠繼續(xù)當童工。

舊中國童工的生活是最悲慘的。王根英站在龐大的機器面前，每天工作12至16個小時，而得到的工錢只是二三角。有時勞累過度，王根英干著干著不由地打起瞌睡，這時工頭的皮鞭就會雨點般落在身上，還要被罰除一天的工錢。悲慘的童工生活養(yǎng)成了王根英不屈不撓的性格。為了求生存，她經(jīng)常帶領(lǐng)小姐妹同工頭、資本家斗。她把姐妹們組織起來輪班放哨，工頭來了趕緊干活，工頭一走就怠工。一次，王根英利用雨天氣候潮濕、紗容易斷的機會，聯(lián)合工友們齊心行動，故意不接頭，讓紗全部斷光，然后去找工頭評理，提出紗輪轉(zhuǎn)速太快，斷紗無法接上。資本家只好把紗輪換粗，轉(zhuǎn)速減慢。王根英的機智、勇敢博得了工友們的贊賞與信任，漸漸地她成為姐妹們的主心骨。

在斗爭實踐中，王根英深深感到文化的重要，她曾在自傳中寫道：“不識字，沒文化是最苦了，但哪有機會讀書呢？要讀書就不能做工，也就不能生活。只好望書興嘆?！?/p>

1924年，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建立了工友俱樂部和工人夜校，趙世炎、惲代英等著名共產(chǎn)黨人親自到夜校為工人講課。王根英聽說后高興地跳起來，并很快參加了夜校。她在夜校不僅學文化，還學習政治。革命的理論使王根英更加成熟，明確了斗爭的方向。不久，經(jīng)夜校兩位老師的介紹，王根英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當選為她所在廠的第一任團支部書記。

1925年，上海發(fā)生了波瀾壯闊的五卅運動，王根英率領(lǐng)怡和紗廠7000多名工人參加了全市數(shù)十萬人的罷工游行。在廠里，她親自同英國老板談判，提出“承認工會的權(quán)力；增加工人的工資和改良工人的待遇；縮短勞動工時”等項要求。這時王根英19歲，她穿著女工的服裝，坐在談判桌前使英國老板吃了一驚，但仍然以為她不過是個沒有教養(yǎng)的工人，便故意拖延時間。王根英站起來指著英國老板說：“你們沒有誠意談我就回去，但沒有我的命令工廠就別想復工！”經(jīng)過長期的罷工和幾個回合的談判，資本家被迫答應(yīng)了工會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還發(fā)給罷工工人每人三元的補貼。

10月，王根英由共青團員轉(zhuǎn)為中共黨員。這時，上海的買辦資產(chǎn)階級窮兇極惡地向工人進行反撲，他們搗毀了總工會，通緝和捉拿黨和工會的領(lǐng)導人。王根英在廠里轉(zhuǎn)入秘密活動。11月的一天，王根英和部分工人去總工會開會，遲到了當日的夜班。第二天，英國老板將王根英扣押，用恐嚇和收買的手段警告王根英，以后不要再與老板作對，但遭到了王根英嚴詞拒絕。老板惱羞成怒，將王根英抓起來，送到了巡捕房。王根英被捕的消息很快傳開，全廠工人立即罷工。工人們沖到巡捕房，把巡捕房緊緊地包圍起來，高呼口號要求釋放王根英，不然決不開工。巡捕們驚恐地操起高壓水龍頭向工人猛射。時值初冬，冰冷的水噴在衣衫襤縷的工人身上，工人們被凍得直打顫，但為了營救王根英，他們沒有后退一步。經(jīng)過兩個小時的斗爭，巡捕房不得不把王根英放了出來。工人們歡呼著、簇擁著王根英回到了廠里。為了狠狠地打擊資本家的氣焰，廠黨支部決定繼續(xù)罷工，工友們張貼標語，爭取社會支持；工會出面向英國老板提出：廠方必須向王根英賠禮道歉，并保證今后不再隨便抓人、打人，保證工人的人身安全。雙方相持到第四天，廠方終于屈服，表示向王根英賠禮道歉，并答應(yīng)了其他條件。斗爭以勝利告終。

1926年，上海工人在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下，舉行全市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取得了勝利。但怡和紗廠的資本家異常頑固，堅持開除以王根英為首的40名工人，增加工資不予兌現(xiàn)。當時正值上海經(jīng)濟蕭條之時，為了維持大多數(shù)工人的生活，工會只好同意了廠方的條件。從此，王根英離開了她多年戰(zhàn)斗的怡和紗廠，走上了職業(yè)革命者的道路。

王根英離開工廠后，先任上海滬東區(qū)女工部長，后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委員，參加了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一、二次起義失敗。第三次起義，在周恩來、羅亦農(nóng)、趙世炎的領(lǐng)導下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組織了工人糾察隊，并進行了嚴格的軍訓。王根英冒著生命危險，不顧哥哥的反對，把周恩來帶給滬東區(qū)的部分槍支和區(qū)部委購來的彈藥藏在家里。1927年3月21日，上?？偣l(fā)出命令：中午12時全市罷工，緊接著工人武裝起義。王根英負責運送起義用的槍械。當起義隊伍行至華德路時，她將藏在家中的槍彈分發(fā)給工人糾察隊。在商務(wù)印書館門前，起義隊伍和巡捕發(fā)生了沖突，展開了一場搏斗。搏斗中，王根英親手從巡捕手中奪獲了一支手槍。經(jīng)過兩天一夜的激戰(zhàn)，工人糾察隊攻克了警察局、電報局、兵工廠等重要部門，占領(lǐng)了全上海，起義宣告勝利。中共中央組織召開了上海市民大會，選舉了上海市市民政府，王根英當選為政府委員。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沒幾天，蔣介石便發(fā)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許多共產(chǎn)黨員、工人糾察隊員遭捕殺。根據(jù)黨的指示，王根英轉(zhuǎn)移到武漢。4月27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王根英出席了大會。在這次大會上，王根英和剛從蘇聯(lián)學習歸來的陳賡相識、相愛，不久結(jié)婚。6月，王根英又參加了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出席了國際工人太平洋勞動大會。7月下旬，陳賡隨周恩來乘船秘密赴江西參加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王根英則回上海，從事中共中央的地下交通工作。

同年11月，周恩來到上海負責中共中央軍委工作，籌建了中央特科，以加強對付敵特機關(guān)。1928年4月，中央特科又成立了情報科。陳賡自南昌起義后腿負重傷，歷險輾轉(zhuǎn)到了上海，此時傷已基本痊愈。中央決定陳賡化名“王庸”，出任情報科科長，負責保衛(wèi)中共中央的安全。

為了在異常艱難的環(huán)境中堅持工作，黨組織特地安排王根英和陳賡住在一起，以家庭為掩護開展工作。為了避開特務(wù)的視線，他們經(jīng)常搬家。每次搬家，他們都選擇出路多、易躲避的住址。為了保護陳賡和中央情報工作的安全，王根英總是細心觀察周圍的動態(tài)，注視一切可疑之處，隨時準備應(yīng)付可能出現(xiàn)的驚險局面。對于警察的盤問、特務(wù)的打探，王根英都機敏地應(yīng)付過去。后來，他們的兒子知非逐漸長大能說會跑了，王根英更是小心謹慎，從不讓孩子知曉自己家住址號碼，也不告訴兒子父親的真實姓名。有時，陳賡帶槍回家，把槍藏在枕頭下面。一次，小知非獨自出去玩，看到街上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著的槍，忽然天真地說：“紅頭阿三的槍沒有我阿爸的槍好?！毖膊兑宦?，馬上盯住知非，并緊隨知非到家門口。幸好遇到王根英出來找兒子，巡捕問她：“你家有槍嗎？”王根英立刻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秘密，馬上機警地回答：“有，有支槍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給他買的玩具槍?！庇《妊膊稄耐醺娜荨⒆匀坏纳袂橹锌床怀鍪裁雌凭`，只好怏怏離去。三年的地下工作，王根英協(xié)助陳賡為黨中央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并在敵特機關(guān)內(nèi)部建立了嚴密的關(guān)系網(wǎng)，營救了許多被捕同志，保衛(wèi)了黨中央和中央領(lǐng)導人的安全。

1931年4月，發(fā)生了顧順章叛變投敵事件。顧順章負責中央特科工作，同陳賡共事四年多，彼此情況十分熟悉。顧順章叛變，嚴重地威脅著黨中央及中央領(lǐng)導人和各級黨組織的安全。在周恩來親自指揮下，特科采取了緊急措施，一夜之間完成了黨的領(lǐng)導機關(guān)的大轉(zhuǎn)移，以最快的速度徹底粉碎了敵人妄圖將在上海的黨中央一網(wǎng)打盡的陰謀。在這場特殊的戰(zhàn)斗中，陳賡與叛徒們進行了殊死較量，王根英也做出了應(yīng)有貢獻。

為了避開敵人的追捕，王根英先是隱蔽在一個朋友家中，8月至9月隨陳賡攜兒子一起轉(zhuǎn)移到天津工作。10月，陳賡奉命赴鄂豫皖紅四軍工作，王根英帶著兒子又回上海滬東區(qū)繼續(xù)做工運工作。

這時，黨派帥孟奇籌備工人反帝大同盟，王根英負責滬東區(qū)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發(fā)，上海各界緊急動員起來，全力支持十九路軍抗戰(zhàn)。王根英以工人反帝大同盟的名義組織了工人救護隊、擔架隊，千方百計搞藥品，夜以繼日奔波于前線救護、運送傷員。

淞滬抗戰(zhàn)結(jié)束后，王根英就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長，黨派剛到上海的女大學生夏之栩做她的秘書。她們先后領(lǐng)導了香煙廠、套鞋廠等廠的罷工斗爭，彼此配合默契，建立了很深的友誼。1932年底，王根英和夏之栩還舉辦了一期工人干部訓練班，劉少奇還常到訓練班給學員上課。

由于叛徒出賣，1933年12月，王根英在上海被捕，先后被押至巡捕房、公安局、憲兵司令部，經(jīng)受了威逼利誘、嚴刑拷打的考驗。1934年9月，經(jīng)上海公堂會審，王根英被判八年徒刑，關(guān)進南京老虎橋“江蘇第一模范監(jiān)獄”。這里關(guān)押著曾和王根英一起工作過的帥孟奇、夏之栩等許多女共產(chǎn)黨員，她們又在這個特殊的戰(zhàn)場以特殊的方式同敵人進行斗爭。王根英入獄后，很快成為獄中對敵斗爭的骨干。她們利用放風、倒馬桶、洗衣服和洗碗等一切機會傳遞消息，研究對敵斗爭策略。為了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她們先后進行了多次絕食斗爭。1934年下半年，為了反對國民黨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她們進行了第三次絕食斗爭，王根英以頑強的毅力鼓勵難友堅持到底。絕食斗爭的勝利使獄中生活得到改善，并贏得了學文化和家屬探監(jiān)送東西的自由。王根英利用這個機會認真刻苦地學習文化知識，還學會了刺繡技術(shù)。她親手在獄中為兒子繡了一只枕套留做紀念，這個枕套成為她寶貴的遺物。

1936年秋，國民黨當局將“江蘇第一模范監(jiān)獄”的女政治犯轉(zhuǎn)移到設(shè)在南京曉莊的“首都反省院”，妄圖以狡猾的感化手段來瓦解這些戰(zhàn)士的意志。到“首都反省院”后，她們被按文化程度分班。王根英借口不識字，被編在以學文化為主的三班。院方規(guī)定全體犯人每天都去聽“三民主義”、“五權(quán)憲法”等政治課，王根英和難友們故意喊聽不懂，鬧得教員只好改教她們學文化。敵人的陰謀又失敗了。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8月19日，周恩來、葉劍英來到“首都反省院”，在政治犯的名單中看到了王根英、夏之栩等，馬上向院長提出要見她們，院長滿口答應(yīng)。當王根英和夏之栩等三人從牢房出來看見周恩來、葉劍英時，一下子驚呆了。意外的會見使她們半天說不出話來，直到葉劍英說了句：“還認識我們嗎？”她們才如夢方醒，高興地撲了過來。接著，周恩來向院長提出要把王根英三人帶走。院長說要保單，周恩來馬上說：“我和葉劍英做保！”王根英、夏之栩她們終于脫離了牢籠。

王根英出獄后，隨同周恩來經(jīng)陜西西安，于8月26日到達云陽八路軍總政治部。在這里，王根英見到了日夜思念的陳賡。陳賡在8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陽總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為我們慶賀。我們竟夜之談，彼此互訴離情，直達深夜，尚無疲意。根英在獄達四年，艱苦備嘗，在敵威迫利誘下，始終堅持共產(chǎn)黨員的立場，不為動搖，使我對她更加敬佩。”王根英到云陽時，正值八路軍出師抗日前夕，部隊忙于整編。幾天后，陳賡被任命為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旅長之職，準備率部出師抗日，到山西前線去。9月15日，王根英告別了陳賡，于次日步行去延安。陳賡給她一匹編制以外的瘦馬，以期對王根英稍有幫助。離別時，陳賡心潮起伏，王根英流出了眼淚。

王根英到延安后，先入陜甘寧邊區(qū)黨校學習，后到《新中華報》報社工作，1938年秋調(diào)到一二九師供給部財經(jīng)學校任教導員。財校學員是邊行軍，邊上課。由于多年牢獄折磨，王根英身體很差，部隊為她配備了一匹騾子，供她行軍時騎，但王根英卻一直讓傷病員騎著。王根英以往的戰(zhàn)斗歷程和在抗日前線的艱苦奮斗精神，使她成為學員們的光輝榜樣。

1938年初，一二九師主力越過平漢線開辟冀南抗日根據(jù)地。不久，王根英隨師供給部率財校師生也到了冀南。冀南是平原地帶，敵偽力量很強，斗爭更加殘酷，供給部和財校也不斷遭敵襲擊。1939年3月8日，王根英隨師供給部駐在南宮縣東南的前后王家莊，黎明前突然接到報告，有數(shù)百名日偽軍向駐地奔襲而來。王根英不顧個人安危，先把騾子牽到衛(wèi)生隊去馱傷員，自己最后隨警衛(wèi)部隊撤離村子。當撤至村口時，王根英忽然發(fā)覺裝有財校公款的挎包沒有帶出來。這時敵人已經(jīng)沖進村子，她卻堅決返回村子去取。當部隊派人接應(yīng)她時，這位黨的優(yōu)秀女兒已壯烈犧牲在日軍的刺刀下，挎包還被她緊緊抱著。王根英犧牲時年僅33歲。

當戰(zhàn)斗在太行山的陳賡聽到噩耗時，悲痛至極，他在日記中只寫下：“今天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辈拇酥袛嗔艘粋€多月他堅持多年的日記。他深情地悼念王根英，也懷念著他們留在上海的兒子。直到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6年1月，在上海地下黨的幫助下，才找到正在上海一家外商西餐館當仆役的兒子王知非，把他接到身邊。在太岳沁源縣，父子相見。陳賡的第一句話就是：“黨的‘七大’悼念革命先烈的時候掛了你媽媽的遺像，楊秀峰（晉冀魯豫邊區(qū)政府主席）伯伯在冀南找到了你媽媽的墳?zāi)??！?/p>

1948年，王根英烈士的遺骨由南宮縣移葬晉冀魯豫烈士陵園。

（何改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