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由于國民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東北三省迅速淪亡。在關系到民族存亡的嚴重形勢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提出了停止內戰(zhàn)、全國一致抗日的主張，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北平學生發(fā)動了“一二·九”愛國運動。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fā)，在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各地群眾性的愛國救亡組織紛紛成立。1936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在上海成立，全國20多個大城市，50多個團體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會。大會發(fā)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內戰(zhàn)，釋放政治犯，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抗敵政權。大會選舉了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為執(zhí)行委員。

同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lián)名發(fā)表《團結御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表示贊同中共停止內戰(zhàn)，組成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對外。

國民黨反動派對救國會的活動十分惱火，在1936年11月23日晨，非法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七人。因為這七人都是“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的領導人，并且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為愛國而被捕入獄的，所以人們把這個事件稱為“七君子”事件。

救國會領袖被捕，震動了國內外，全國各界人士紛紛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宋慶齡、何香凝發(fā)表聲明，譴責國民黨摧殘愛國運動，違法逮捕沈鈞儒等七人。各地進步團體和愛國人士也來信來電向沈鈞儒等7人表示同情、支持和慰問，要求國民黨政府恢復“七君子”的自由。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國內出現(xiàn)了和平，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逐步形成。救國會所努力爭取的停止內戰(zhàn)、團結抗日的局面開始出現(xiàn)，人們都以為沈鈞儒等“七君子”必然能無罪釋放。但是，國民黨政府仍然繼續(xù)把一切愛國運動視為“危害民國”，繼續(xù)對“七君子”進行迫害。

1937年4月3日，國民黨反動政府不顧全國人民要求釋放“七君子”的呼吁，竟然宣布對他們7人正式提起公訴，并通緝在美國講學的教育家陶行知等七人。隨后國民黨反動派于6月11日和25日在蘇州兩次開庭對“七君子”進行審訊。

“七君子”在獄中，為了堅持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yè)，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他們發(fā)表《答辯狀》，逐條駁斥《起訴書》中的誣陷，要求依法判決無罪，“以雪冤獄，而申正義。”“七君子”在蘇州法庭上大義凜然，堅貞不屈，據(jù)理駁斥司法當局的誣控，把審判長駁得理屈詞窮，十分狼狽。審判以審判者的失敗，被審者的勝利而告終。

在法院對“七君子”案提起公訴和審判期間，中國共產黨和各界人士紛紛發(fā)表宣言、函電和評論，舉行群眾集會，開展了更加廣泛的營救運動。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還發(fā)起救國入獄運動，宋慶齡親自到關押“七君子”的蘇州監(jiān)獄，要求和他們一塊坐牢，以示抗議。由于“七君子”堅持斗爭和全國人民的一致聲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國民黨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將“七君子”交保釋放出獄。“七君子”事件到此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