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把軍隊改革置于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之中，實現軍隊改革與國家整體改革同步協調發(fā)展。歷史經驗表明，我軍的改革必須與國家的改革相適應、相協調，并隨著國家改革的不斷深化而深化。建國后，在經歷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之后，中國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經濟建設。人民解放軍堅定不移地貫徹執(zhí)行國家經濟建設方針，一方面加強自身的現代化、正規(guī)化建設，鞏固和加強海防、邊防，為國家創(chuàng)造一個安定的內外環(huán)境，保證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種措施，積極參加和支援國家的經濟建設。1954年后，人民解放軍通過精簡整編和集體轉業(yè)等方式，向地方各條戰(zhàn)線輸送了大批建設人才，組建了一些對國民經濟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建設兵團。1954年，在新疆屯墾的約14個師的建制部隊集體轉業(yè)，組建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56年6月，鐵道兵7個師的官兵先后從南方轉業(yè)，隨后挺進北大荒，創(chuàng)建了一批國營農場;1958年，又有近10萬轉業(yè)復員軍人從全國各地分批進軍北大荒。這些轉業(yè)復員到農墾戰(zhàn)線的解放軍官兵，為發(fā)展國家的商品糧生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也始終關注國防建設與國家經濟建設的關系，要求國防建設必須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他關于軍隊建設和改革的論述，在很多場合下都不是單純地就軍隊講軍隊，而是與國家總體上的問題聯系在一起，強調軍隊要從國家全局上考慮自身的改革和建設問題。他在擔任軍委主席期間作出的許多軍事改革的重大舉措，如實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zhàn)略性轉變，裁減常備軍員額100萬人，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yè)向軍民結合、平戰(zhàn)結合的方向轉變等，都體現了順應和服從國家建設和改革大局的總體戰(zhàn)略考慮。與此同時，鄧小平還強調軍隊改革要與國家的總體改革同步發(fā)展。如隨著國家人事制度的改革，軍隊的干部制度也必須進行相應的改革;隨著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軍隊領導體制也必須加以調整、完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fā)展，軍品貿易和軍品采購、軍隊后勤供應制度等也必須進行與之相適應的改革，等等。實踐證明，把軍隊改革與國家總體改革有機聯結起來，既適應了國家總體改革的需要，也有力地推動了國家總體改革的發(fā)展。

第五，正確處理改革、穩(wěn)定、發(fā)展之間的關系，積極大膽而又穩(wěn)妥地推進軍隊改革。改革本身就是一場積極且創(chuàng)新性極強的社會活動，任何一場改革都是一項創(chuàng)造性、探索性的工作?；仡檱篮蛙婈牃v次大規(guī)模的精簡整編，之所以搞得很順利，首先是與黨中央、中央軍委具有開拓精神，大膽、科學地制定決策分不開的。決策者不僅有很強的政治勇氣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又有嚴謹求實的科學態(tài)度。高瞻遠矚、大膽決策、敢于試驗，同時又具有科學嚴謹的精神，把精簡整編的措施建立在適合國情軍情的可靠、可行的基礎上，采取各種穩(wěn)妥的方法和步驟，扎扎實實地推進軍事改革。鄧小平在談精簡整編工作時說：“第一條，決心要大;第二條，工作要細?！彼^決心大，就是認識到的，看準了的，就要堅定不移地干下去，使精簡整編方案得到徹底貫徹，實現精簡整編的目標。鄧小平說，“下了決心，堅定不移”，“這件事不能猶豫，不能妥協，也不能半途而廢”。他還指出：“搞精簡整編，要搞革命的辦法，用改良的辦法不行?！彼丫喺幙醋魇且粓龈锩耙酶锩木窈透锩淖藨B(tài)來對待這項工作，舒舒服服、修修補補或安于現狀是不可能搞好改革和精簡整編的?！彼?，在宏觀指導上要制定一個“革命性”的精簡整編方案。在具體執(zhí)行中，既要講清道理，又要嚴格執(zhí)行紀律。經驗證明，精簡整編的方案帶有一定的嘗試性，即使一個被認為是較理想的方案，也不可能適應所有方面的要求和被所有人接受，“再細，也難免有照顧不周到的地方”。因此，他強調要把這個話說在前面，要求全軍要顧全大局，要有全局觀念、大局觀念，要加強這方面的教育?？v觀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防和軍隊的改革，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沒有冒太大的風險，這與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對改革的時機、方式、方法、步驟、進程、重點等問題的正確把握是密不可分的。

歷史教訓

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防和軍隊的歷次改革，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但不容否認，也確實存在一些歷史教訓。正確認識這些歷史教訓，對于今天我們搞好新一輪國防和軍隊調整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第一，傳統(tǒng)上形成和固化的利益“藩籬”難以打破，需要堅強的決心和意志，否則調整改革很難達到預期效果。國防和軍隊改革同樣也是一種利益調整，它的動力和阻力都與利益相關，只有正確處理好改革中的各種利益關系，才能使改革健康發(fā)展。國防和軍隊調整改革在于打破各種利益關系，包括官兵之間、軍隊各個系統(tǒng)和各個單位之間的利益關系。在進行改革前，每一支軍隊和其中的既得利益者都存在著一種固有的利益格局，這當中，有的軍人或系統(tǒng)、單位居于明顯的優(yōu)勢地位，有的則處于劣勢地位，國防和軍隊改革往往會對這種利益格局進行調整，從而必然會觸動其中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一旦觸動既得利益者，便會引起他們對改革的疑慮甚至是反對，從而成為軍事改革的阻力。尤其是和平時期的改革，由于是在沒有外來沖擊的情況下對固有權力和利益格局進行調整，因而阻力重重，往往起步難，持續(xù)下去更難。面對阻力，如果瞻前顧后、猶豫不決，如果遇挫而返、淺嘗輒止，就不可能發(fā)動一場真正偉大的軍事改革，更不可能將之深入地進行下去。因為任何改革，都需要打破固有形態(tài)下阻礙戰(zhàn)斗力提升的“藩籬”，建立新的更好的秩序。鄧小平曾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不是“腫”在作戰(zhàn)部隊，而是在各級領導機關。因此，與其說是“精兵”，不如說是“精官”。他還坦率地說：“這是個得罪人的事情。我來得罪吧!不把這個矛盾留給新的軍委主席?！弊鳛辄h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在當時的中央領導集體中具有無與倫比的威望，為了軍隊調整改革不怕得罪人，才使“百萬大裁軍”這一艱巨任務得以順利完成，否則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在和平時期推行軍事改革，需要有非凡的魄力和毅力，必須有一種為了國家的強盛而勇于進行改革、敢于冒險、敢于戰(zhàn)勝困難的精神和勇氣。

第二，改革未能按照預定方案推進，導致改革的結果成為各方利益調和與妥協的產物。軍隊改革涉及各方利益，難免要得罪人，任何一級軍隊領導都可能面對各種阻力，如果沒有堅強的意志和決心，沒有一定的魄力，是很難推進調整改革順利進行的，最后的改革結果，就成為各方利益調和與妥協的產物。例如，走精兵之路，必須建設和完善適應現代戰(zhàn)爭要求的軍隊體制編制，首先要“消腫”，這是一項重要工作。在1975年至1984年的幾次精簡整編中，同樣的問題多次出現:機關精簡過一次，過后又反彈膨脹一次，各系統(tǒng)、單位邊減邊增、互相攀比，導致人浮于事，陷入“精簡—增編—再精簡—再增編”怪圈，甚至出現了增編大于減員的反?，F象。經過幾次整編，我軍員額減到400萬人。面對400萬大軍，從哪里下手對全軍更有指導作用呢?這就要弄清軍隊主要“腫”在哪里。盡管當時中國軍隊有400萬人，但連隊并不充實，臃腫的是各級機關和各類非作戰(zhàn)人員。當時，世界其他一些國家的官兵比例為：蘇聯1:4.65;聯邦德國為1:10;法國為1:17，而中國卻是1:2.45。雖然大家都清楚我軍官兵比例不合理，但在遠離戰(zhàn)爭的年代，人們往往安于現狀，容易對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客觀需求視而不見，在主觀上缺乏改革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而且，既成的權力和利益格局在沒有戰(zhàn)爭的情況下也很難打破，改革的阻力常常大于改革的動力。因此，導致軍隊體制編制改革在歷史上喪失了一次又一次機會。其結果是：在修修補補、因循守舊之中，軍事問題越積越多，落后局面越來越嚴重。